新西兰总理哽咽宣布辞职，透露两件大事******
中新网1月19日电 “我的油箱里已经没有足够的油来完成这项工作了。”当地时间1月19日上午，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突然宣布将于2月辞职，她称自己不再有“足够的精力”来领导国家。
2017年，成为新西兰历史上第三位女总理的阿德恩身着一袭红衣，带着标志性的笑容，在工党几名核心成员的陪伴下走进议会大楼。如今，在经历了充满挑战的五年半任期后，她选择卸下重担，“期待着再次与家人共度时光”。
当地时间1月19日，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宣布辞职。图片来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截图哽咽回忆近6年经历
42岁的阿德恩说，她花了时间考虑自己的未来。“我曾希望自己能找到在这段时间里继续下去所需要的东西，但不幸的是，我没有，如果我继续下去，会对新西兰不利。”
阿德恩宣布，2023年新西兰大选将于10月14日举行。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不会寻求连任，并将在2月7日前卸任。
阿德恩在回忆她近六年“充满挑战”的工作经历时，哽咽了。
资料图：2019年3月，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清真寺恐袭发生后，阿德恩在新闻发布会上。她在任期间，新西兰经历了克赖斯特彻奇清真寺恐袭事件、怀特岛火山爆发和新冠大流行等重大事件。“在和平时期领导你的国家是一回事，渡过危机是另一回事。”
她表示，辞职背后没有任何秘密和丑闻。“我也是普通人。政治家也是人。我们尽可能多地付出，直到不能再继续了。对我来说，是时候了。”
资料图：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左)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右)。阿德恩宣布辞职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推特上发文称，阿德恩向世界展示了如何用智慧和力量领导。“她证明了同理心和洞察力是强有力的领导品质。”她一直是新西兰的积极倡导者，“她激励了很多人，也是我的好朋友”。
曾带娃出席联大
2017年，37岁的阿德恩成为新西兰总理。当年，这位身着一袭红衣，带着标志性笑容的新西兰历史上第三位女性领导人，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7年9月23日，新西兰大选结果公布后，阿德恩在新西兰奥克兰与数百名支持者交谈。阿德恩出生在新西兰北岛城市汉密尔顿，是一名警察的女儿。在怀卡托大学读传播学专业期间，她已积极投身政治，17岁就加入工党，成为工党青年党中的重要成员。
阿德恩一直被认为是工党的政治新星。2008年，28岁的她第一次参加议会选举，成为当时议会最年轻的议员。2017年2月，阿德恩参加阿尔伯特山选区补选，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并在3月成为工党副党首。同年8月，新西兰大选在即，作为最大反对党的工党支持率降到了24%，党首安德鲁·利特尔为此黯然辞职。阿德恩临危受命，出任新党首。
当地时间2018年9月24日，新西兰女总理阿德恩抱娃出席联合国大会。2018年，阿德恩在联合国总部第一次发表讲话，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史无前例之举——带着不满百日的新生女儿一同开会。联合国发言人斯蒂芬妮·杜加里奇形容，阿德恩此行显示，谁也无法比一个职场妈妈更有资格来代表新西兰。
2020年，阿德恩再次当选新西兰总理。外媒指出，这得益于面对新冠大流行时，她领导的政府采取的做法，帮助该国有效应对疫情。
资料图：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右)和她的伴侣克拉克·盖福德(左)。如今，辞职后的阿德恩，终于有时间可以和她的伴侣克拉克·盖福德举行因为疫情而推迟的婚礼了。
阿德恩表示，她期待着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她对女儿妮芙说，她期待着女儿今年开始上学后，和她一起度过时光。而对伴侣盖福德，她说：“我们终于可以结婚了。”
谁会是下一任总理？
目前，尚不清楚阿德恩离开后，谁将领导看守政府。最新民调显示，工党略微落后于反对党国家党。
1月22日，工党党团将投票选举新党魁。如果有人获得当选所需的65票中的三分之二，则将成为新党魁。
新西兰副总理格兰特·罗伯逊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不会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的候选人。2014年，当我第二次担任党魁失败时，我曾表示不再参选。我的立场没有改变。”
“担任总理所付出的工作强度和需要的承诺程度是任何其他职位都不能比拟的。这是一份你必须明确想要做的工作，这样才能得到应有的成果。我完全相信，党团核心中有一些同事既能胜任这一职位，也有意愿承担这一职位。我将全力支持他们。”罗伯逊说。
分析指出，阿德恩辞职的这一决定，给了工党可以在未来三年重塑自己的机会。(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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