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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疫情武器化:美国的拿手好戏!******

  玉渊谭天原创漫画

  最近,谭主观察到,又有一些人坐不住了。

  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防疫政策调整。讨论和沟通的过程中,共识在增多。恰是此时,一些“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唯恐天下不乱。

  这些声音,总是特别会“挑时候”,尤其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

  其实,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的污蔑和攻击就从未断过。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过去三年的时间周期去分析,就可以发现,他们指手画脚之时,也正是露出马脚的当口。

  “疫情”被美国变成了攻击他国的武器。应用大数据,我们呈现三个切面。

  第一个当口,是2020年4月,这也是美国第一个新冠肺炎死亡人数高峰。

  向左滑动查看完整图表

  我们不免好奇,这样的时刻,美国关注的焦点是什么?联合专业大数据机构,我们分析了美国2020年4月的疫情报道,发现,“口罩”是一个焦点。

  毕竟疫情初期,戴口罩是事关每个人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防控措施之一。分析关键词,得到了这样一张图:

  可以看到,关于“口罩”的报道中,“中国”成了最高频的关键词,除了“中国”一词之外,美国媒体提到最多的,是“市场许可”。

  2020年4月11日,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公示,有46家工厂位于中国的口罩生产商已经获得紧急使用授权(EUA)。

  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没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美国之外生产的口罩以及其他医疗物资,都不能在美国市场出售。获得了紧急授权,也就相当于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许可。

  为了得到口罩,美国甚至开始给中国“特殊待遇”。

  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举动,不可谓不讽刺。

  打开国门之前,美国对中国口罩,是完全相反的态度:

  2020年3月28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公布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的他国标准口罩清单,将中国口罩排除在外。

  换句话说,美国并非意识不到佩戴口罩的必要性,关键是,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把中国佩戴口罩当成攻击的目标。

  美国政府没有把佩戴口罩当成一个纯粹的公共卫生问题,而是当做制造“政治病毒”的武器。

  还有个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抓取了2020年2月,武汉疫情较为严峻的时刻,美国媒体对“口罩”的报道,得到了一张和2020年4月的对比图:

  “公众情绪”“人权”“封城”……看这些关联词就能发现,这些报道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指向——抹黑中国的防疫政策。

  疫情本身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美国非要关联上政治体制,关联上“民主自由”。中国民众戴口罩,就是不“自由”、没“人权”。

  为了攻击这一防疫措施,美国政府不断渲染“口罩无用论”,美国媒体,也将“戴口罩”炒作为“东亚病夫”。

  知名政治学者王绍光曾围绕当时的“口罩之战”写过文章,做过分享,他提过,当时西方国家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是,中国要克服疫情不是靠戴口罩,而是靠所谓“自由”、“人权”。

  而口罩所代表的抗疫污名化,只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一部分。

  事实是,病毒不分国界,不看制度,数据不会骗人。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刊登的一则研究,分析从本国疫情暴发初期到2020年5月9日之前200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数据,结果发现,根据特定的死亡率计算模型,不支持带口罩国家,其死亡率每周增加比例,是有政府政策支持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国家的3.8倍。

  事实上,戴口罩本就是应对流行疾病的正常操作,全球都是如此。

  而美国政府,却将疫情“恶毒化运作”,强行将这一行为做政治关联。当很多美国人因为其政治关联性,对是否“戴口罩”犹豫不决时,暴发初期的疫情,几乎失控。

  美国官方通报的所谓首个新冠确诊病例的时间,是2020年1月21日,1月底至2月初,美国的确诊病例主要由境外输入。但在2月底至3月初,短短3周时间里,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数增加了1000多倍。到4月,美国的死亡病例数,达到这一轮疫情的峰值。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美国政府不得不自己打自己的脸,从对中国口罩的批评,转向对中国向美国出口口罩的“请求”。

  这也才有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紧急授权。

  本来是疫情防护屏障的口罩,却成了美国攻击他人的武器。

  再看一下这张图:

  向左滑动查看完整图表

  可以看到,2020年末到2021年初,美国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死亡人数的最高峰。

  在疫情“最黑暗”时刻就任的新一届美国总统,抗击疫情成为了其最重要的议程。他就任的第二天,就在白宫宣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家战略。当时,他举着这份厚达百页的文本表示:

  这份战略基于科学,而非政治。

  新一届政府需要树立“科学抗疫”的形象,来区别于上届政府,恢复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开源信息,记录了美国卫生信息报告体系的“科学”成色:

  由于美国没有足够的人员来处理大量的病毒检测,美国新冠检测要等10多天才会出结果;

  这些结果会以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州公共卫生部门,工作人员需要数天的时间将结果手动输入卫生系统;

  感染患者无法立即甚至不会回应州卫生部门的询问,工作人员难以追踪密切接触者;

  州与州间的系统并不兼容,这导致跨州病例无法追踪。

  种种原因,让美国各州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飞”。巨大的难度,让数十个州的卫生部门早早就放弃了对新冠密接群体的关注。

  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就是靠着这样“拼凑”起来的数据,识别和检测整个美国的疫情状况。美国政府,也正是靠着这样的数据,来制定应对疫情的相关决策。

  结果,可想而知——各种变异的毒株,在美国肆虐。

  在比对全球流感病毒交互数据库Covariants统计信息后我们发现,2021年6月,是美国病毒变种的“变动期”——当时,美国的主流毒株正在从阿尔法毒株向德尔塔毒株转移。

  德尔塔的传播性更强,但刚才我们也说了,由于没有流调能力,在面对新的毒株时,美国政府基本上是束手无策。白宫官员自己承认在德尔塔毒株蔓延的地区,政府派出的特别医疗队“基本无法推进任何抗疫工作”。

  那时的美国政府,把注意力放在了哪儿呢?

  通过对美国公开媒体数据的挖掘我们发现,2021年6月,是美国炒作新冠病毒溯源最“卖力”的时刻。

  数据来源:2021年美国媒体公开报道数据;全球流感病毒交互数据库Covariants

  在疫情防控使不上劲的美国政府,只能在抹黑与“甩锅”上费尽心思。谭主之前做过不少“溯源美国”的报道,有一期视频最近又被翻出来,在各个群里广泛传播。根据最新披露的消息,在乌军事生物研究项目涉美情报机构和药企。

  大家的眼睛,也都是雪亮的。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提交《联合声明》,坚决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美国政府,嘴上谈的都是科学,但实际上,都是将疫情武器化的操作。一会儿要把溯源的脏水泼向中国,一会儿又在说“担忧”中国可能会出现新冠病毒的新变种。

  看起来,美国在讲科学。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再次从全球新冠病毒GISAID数据库中调出了中美两国新冠病毒分支的数据:

  根据全球新冠病毒GISAID数据库开源数据,对比中美疫情三年出现的新冠病毒分支类型与数量

  可以看出,中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分支寥寥可数,在高致死率的德尔塔毒株大行其道时,中国的新变种分支极少。

  而美国,几乎流行过疫情暴发以来所有新冠病毒变种毒株及其分支,是存在新冠病毒变种毒株最多的国家之一。

  美国,完全称得上是新冠病毒变异的温床。这样的美国竟然还在担忧别人,未免有些太讽刺了。

  当用武器化的方式处理科学问题,结果,就是如此。

  最近,美国新冠感染者住院率仍在持续攀升,美国疫情又达到一个高峰。

  按照过去三年的套路,每当这种时候,美国必定会拿中国说事。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公布“新十条”之际,美国看到了继续抹黑、攻击中国的机会。

  这是2022年12月7日到2023年1月5日,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关键词:

  可以看到,除了病毒变种之外,美国开始提中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提通胀,提供应链,换句话说,美国开始唱衰中国的经济。在一篇报道中,美媒就提到,中国疫情会对供应链造成影响,经济复苏面临不确定性。

  讽刺的是,在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还没调整时,美国,说的也是这一套。

  这是2022年6月一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疫情的词云图。

  “不确定性”正是当时美国媒体提到的高频词。与不确定性相关的,还是通胀、供应链、投资、贸易。对比来看,这些与供应链相关的关键词与中国优化疫情政策之后高度重合。

  可以看出,其实无论中国防控政策怎么样,美国都会借着疫情挑事,找其他议题做陪衬。

  围绕经济议题“打冷枪”,就是美国把疫情武器化的工具之一。

  上一个阶段,美国用政治化的病毒溯源抹黑中国无果,现在,美国又想着通过抹黑中国经济来“孤立”中国。

  说来说去,不管中国怎么做,在美国政客的嘴里:中国怎么做,都是错的。

  但事实呢?去年1到10月,中国对世界出口贡献度稳居首位。过去三年,中国稳链保供,有力地支撑了世界经济复苏。

  美国呢?肆意发起单边制裁,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造成巨大冲击。

  去年,美国激进加息,引发全球范围的加息潮——全球有近百家央行启动加息,这使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概率大增,今年刚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宣布,将有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面临经济衰退。

  一直逆世界而动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美国甩来的“锅”,中国,不接。

  让我们再来看看2020年5月,美国全面放开时,美国媒体是怎么报道自己的:

  可以看到,当时,美国媒体提到的是民众健康、经济复苏以及公众利益。

  我们也想问问美国媒体:

  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要考虑公众利益,但有100多万名美国民众死于新冠,这怎么解释?

  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关心民众健康,但美国人均预期寿命缩短至76.4岁,倒退到1996年的水平,这怎么解释?

  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要促进经济复苏,但美国通胀高烧不退,这又怎么解释?

  对于美国费尽心思想要炒作的中国经济的问题,我们也有一组数据——中国贸促会近期对160多家在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协会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

  99.4%的受访外资企业对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更有信心;

  98.7%的受访外资企业表示将维持和扩大在华投资;

  89.8%的受访外资企业表示将维持在华产业链;

  10.2%的外资企业计划将国外产业链转入中国。

  美国妄图利用病毒制造的“经济伤害论”叙事显然站不住脚。最近几天,新毒株XBB1.5又成为了美国新冠病毒优势毒株,美国,仍在想方设法将疫情武器化:

  率先对中国游客采取入境限制措施,还想推动盟友,但忙活了一圈,适得其反。

  正像欧洲航空协会(A4E)、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和国际机场理事会欧洲分会(ACI Europe)的联合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对华旅行限制这是一种未经思考的“下意识反应”。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已经做出评估,中国目前流行的毒株不太可能影响欧洲当下的疫情。

  于美国而言,与其四处指指点点,不如认真做好国内防疫的工作,自己的防疫一团糟,没有任何资格指手画脚。

  在美国眼里,疫情不是一件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而是一个可以操弄各类议题的武器。而这,才是世界难以走出疫情阴霾的最大阻碍。

  接下来,美国无非还想利用中国政策调整的转段期,变为遏压中国的窗口期。这种落井下石的行为,是美国一贯的做法。

  遏制他人,换不来美国的发展。发展,靠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而美国似乎还没想清楚。

  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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