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音乐：声画交响讲好人民的故事******

　　作者：王铁卫（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金士友（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敞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近两年，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主题曲《这世界那么多人》在线上线下爆火，感动了无数听众；“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愿不枉啊，愿勇往啊，这盛世每一天”，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如愿》将影片传递的亲情与家国情唱进了观众的内心。而电视剧《山海情》片尾曲《花儿一唱天下春》、电视剧《人世间》同名主题曲等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广泛传唱，直击人心。

　　电影电视是音画的艺术，音中有画，画中有音，声画交响共同成就影视精品。关于影视音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熟悉旋律。“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北风那个吹》歌声响起，电影《白毛女》的画面会浮现在很多人的眼前，当年徒步十里，拿着小马扎集体观影的记忆也会被瞬间激活；“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当这些音乐一一响起，是不是有种切歌就像翻相册的感觉，包括谁挑着担，谁牵着马都是在记忆中对号入座的。

　　音画交响造就的经典影视剧不胜枚举，留下来、传下来的经典影视音乐更是不计其数。然而，曾经有一个时期，影视音乐似乎并未跟上影视剧高速发展的步伐，配乐不少，能够流传的却相对有限，以至于不少人感慨新创精品影视音乐变少了。究其原因，“抢时效”“流量至上”等观念催生的浮躁乱象，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无论是对流量的过分倾斜，还是对影视音乐投资和创作时间的过度挤压，最终都会导致创作乏力，牺牲了作品的质量。此外，“跳过片头片尾”“倍速模式”等便捷键对影视音乐也会产生某种伤害，主题曲、片尾曲被直接跳过，插曲变形为奇怪的声波。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创造影视音乐新辉煌，“内容为王”“质量至上”仍是不二之选。

　　和前辈电影人、音乐人相比，我们缺什么呢？一不缺技术，二不缺设备，缺的是深扎民间的脚力，深挖传统文化宝藏的眼力，感悟地域音乐特色并凝练成精品的脑力，无数遍推倒重来的笔力。

　　总结老一辈音乐人的成功经验，对我们的创作大有裨益。在中国电影发展初期，一大批电影人、音乐人为音画艺术的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比如长春电影制片厂作曲家群体曾创作出大量具有浓烈民族色彩且流传至今的经典电影歌曲。不管是雷振邦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是刘炽作曲、乔羽作词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等，都始终激励着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成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就拿人民音乐家雷振邦来说，为了创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在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几经辗转从东北到新疆，采风三月有余，水晶般的冰山、辽阔起伏的草原、雪白的羊群、牧羊人的歌声、途中听到的民歌舞曲等汇成灵感源泉，最终造就了这首不朽名曲。雷振邦引用俄国音乐家格林卡的名言来表达自己的心得：“真正创作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不过是把它编成曲子而已！”正因为他知道人民就是生活，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先后到过二十一个省、区、市，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他脑海中积累了丰富的民间音乐语言，作品也自然像泉水般从心里流淌而出。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神州大地，浸润着亿万听众的心田，显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这或许是当前电影人、音乐人值得学习的成功密码。

　　近年来，随着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的深入开展，影视圈更加风清气正。精品影视剧热播热映的同时，一批影视音乐受到广泛关注，部分影视剧主题曲、插曲的热度甚至超过了影视剧本身。这些“出圈”的影视音乐力作，不仅在声画交响上着力，同时还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的喜爱为最高标准，歌词、旋律直击人心，如亚洲流行音乐大奖2021“最佳影视歌曲”获奖作品《这世界那么多人》，一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把爱人、亲人，甚至陌生人的心凝聚在一起，面对困难，面对疫情，带给人无穷的精神力量；二是热情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如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如愿》，致敬父母一辈的奋斗与奉献，激励着新时代青年人传承父辈志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力奋斗。

　　影视音乐一直以来都是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一环，与时代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形象，绝不能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群众、只写一人悲欢。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碰撞，影视音乐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更要肩负起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责任。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初心，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影视音乐的创作之中，根植于中国本民族沃土、立足于人民群众，努力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影视音乐。

　　此外，影视音乐还要讲好中国故事，尤其要讲好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故事。影视音乐既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要满足时代的需要、反映时代发展的脚步。真正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影视音乐是能够产生文化价值的，是能够激起人民广泛共鸣的，能够让人民在其中获取更多的精神满足感、生活幸福感、民族自豪感，能够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3版）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